[69]换言之，法国2008年修宪后，法国宪法委员会模式与美国普通法院模式和德国宪法法院模式这三种主流模式实际上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合宪性审查制度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宪法进行衔接。
其实，即便不从严格的学理出发，大家也能发现当代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其实并非那么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个人在朋友圈小范围的信息传播行为，也可能经由信息平台的抓取、传播，超出其原本预想的具体情境脉络，构成对个人名誉、隐私的显著损害。
企业往往以获取个人信息为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而在这个移动支付、网络社交、自媒体、云传播的时代，个人面对网络平台，尤其是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机构，几无拒绝的空间。一方面，当下的个人信息侵害具有较强的风险性，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构成个人信息侵害的潜在原因。知情同意模式当然是一种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架构，它要求唯有经过数据主体的同意，个人信息的处理才能变得合法。作者简介：张翔，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更何况，此次FB事件显示出，个人信息保护不仅与个人信息权或是隐私权保护有关，毋宁还与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关。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个人信息保护这一具有公共性质的事务上，国家就应包揽一切。当技术与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也就是法律作为稳定预期的提供者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20]同前注[11]，张翔文。
就宪法监督权而言，正如谢维雁教授所提出的，在我国现行宪法下完全可以发展出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即对不涉及违宪审查的宪法诉讼，从受理案件到作出判决都只有法院参与其中，而涉及违宪审查的案件，则由法院报请违宪审查机关审查，法院根据违宪审查机关的决定进行判决。这种观点认为狭义宪法司法化虽然是一种法律解释，但也免不了解释宪法，因为只解释法律不解释宪法，如何判断法律解释是否符合宪法呢？[45]不过，这种观点认为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外，法院也享有宪法解释权，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论证路径。与此同时，当事人通过诉讼亲身参与宪法司法化与合宪性审查工作，本身就是接受一次生动的宪法教育，有助于其牢固地树立宪法意识。中国拥有着数量众多的各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每年需要受理数千万的案件，[74]如果各级法院在个案审判中均有权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要求，那么合宪审查机关很可能不堪重负。
[13]胡锦光教授于次年发表《宪法司法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探讨》一文，他在文中探讨了宪法司法化的趋势、必然性、必要性、我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以及实现宪法司法化的具体步骤等问题。中义宪法司法化是对狭义和广义宪法司法化的折衷。
无论何种情形，法院均不会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2008年齐案批复在争议中被最高人民法院低调废止，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所体现的宪法适用方式被认为已经宣告死亡，[6]反对宪法司法化的声音明显占据了上风，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的宪法司法化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已经寿终正寝。[24]不过，狭义宪法司法化也正是由于其保守的特征而受到了诸多批评，一些批评者认为，合宪性解释只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宪法在合宪性解释中仅仅是一种帮助确定法律规范含义的辅助工具，在合宪性解释中根本不涉及宪法适用……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也难以担当宪法司法适用的大任，[25]因此，合宪性解释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宪法实施中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相对于其他两个层次的宪法司法化而言，狭义宪法司法化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相对而言较少被认为与我国现行宪法相冲突。
[48]参见前注[25]，谢维雁文。[55]在2011年香港地区终审法院审理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另五人诉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案中，[56]我国香港地区终审法院认为该案中关于香港地区《基本法》第13条第1款和第19条的解释符合类别条件和必要性条件，根据我国香港地区《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香港地区终审法院此时无权自行进行解释，而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基本法》解释权，并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我国香港地区终审法院的提请进行了释法。[16]在2001年以前（不含当年），能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以宪法司法化为主题的论文仅5篇。三个层次宪法司法化的提出其初衷均是为了推动现行宪法的有效实施，具有良好的动机，即使是对宪法司法化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否定这种初衷的重要意义。
[31]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人大享有最高宪法解释权，而法院也享有宪法解释权，此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多元模式。
倘若宪法司法化真的与现行宪法不兼容，那么在当下讨论宪法司法化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66]参见韩大元：《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法学》2009年第3期。
[30]翟小波：《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对于中义宪法司法化而言，其与现行宪法兼容性最大的阻碍并非来自理论界，而是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文件，但这两个文件可能因涉及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而存在合宪性问题，最恰当的做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宪法》131条进行宪法解释。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其被寄予了较高的期待，[67]甚至被认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的核心和重中之重。[61]参见刘松山：《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为什么不能是宪法——兼论我国宪法适用的特点和前景》，《法学》2009年第2期。[10]当然，也不乏有学者坚持延用当年的宪法司法化观点，例如黄卉教授认为学界应当有意识地将合宪性解释纳入宪法司法化框架，将其视为宪法司法化运动的后续发展。然而，中义宪法司法化仍然要面对来自以下两方面的批评。
2.对否定说及最高人民法院两个文件效力的反思 虽然否定说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影响力，且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两个文件在实践中给予确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说对该问题已经一锤定音，相反，理论上对于否定说的反思与质疑同样十分有力。[52]反之，只有当宪法条款文义不清，对包含于法律文字之中被遮掩住的意义，[53]才需要在适用宪法时进行解释。
[45]同前注[10]，黄卉文。宪法司法化的开展将为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充分的动力，有利于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动力机制。
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47]第三，狭义宪法司法化需要解释宪法，并且会侵犯全国人大专属宪法解释权，与现行宪法不兼容。
法律解释的任务在于清除可能的规范矛盾，回答规范竞合及不同之规定竞合的问题，更一般的，它要决定每项规定的效力，如有必要，并须划定其彼此间的界限。根据我国《宪法》的制度安排，各级法院均无权对法律法规是否合宪进行审查，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进而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63]二是我国《宪法》131条虽未明确规定法律包括宪法，但其同样未明确规定法律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既然法院未被禁止适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那么也没有理由禁止法院适用宪法。其主要理由在于以下几点。
[25]谢维雁：《论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具体而言，广义宪法司法化主要与我国现行宪法存在两点冲突。
我国《立法法》99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梁慧星：《少女失学,何须宪法断案——宪法司法化的冷思考》，《法学天地》2002年第4期。
另一方面，即使在法院适用宪法确实需要解释宪法的情形之下，也并不必然导致狭义宪法司法化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容后详述）。[12]参见前注[5]，强世功文。
除了与中义宪法司法化受到同样的批评以外，广义宪法司法化还面临以下两方面的批评。然而，概念的重塑仅仅意味着在理论上恢复对其进行讨论的可能性，而不意味着宪法司法化就能够自动获得在中国现行宪法之下的制度生命力。二是各级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法律并维护法律权威是其基本职权和职责所在，且我国有着为数众多的各级法院，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和法治体系统一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三种层次的宪法司法化在内涵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关于宪法司法化的争论中，人们（特别是批评者）往往将三个层次的宪法司法化混为一谈，以至于对不同层次宪法司法化与我国现行宪法的兼容性不加区分，给宪法司法化的理论和制度的生命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当宪法条文文意不清晰，需要进行宪法解释时，如果法院并不享有宪法解释权，那么狭义的宪法司法化就无法进行。这些学者认为，通过对宪法文本进行统计，现行宪法全文都严格区分了宪法与法律两个概念，[59] 我国宪法没有、也绝对不可能使用即使在民间和人们口头上也很少使用的所谓广义法律概念。
[32]许崇德：《宪法司法化质疑》，《中国人大》2006年第11期。童之伟：《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
1.否定说与最高人民法院两个文件的立场 在对这一问题的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观点中，否定说在理论上得到了学界的诸多支持，否定宪法司法化的学者以及部分支持狭义宪法司法化的学者往往采取这一立场。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